学习精神
苏颂从小就勤奋学习。同安苏颂故居芦山堂外本有一个洗马池，是苏颂先人练兵洗马之处。苏颂幼时读书写字，常到洗马池洗笔墨，久而久之池水变黑，便被改称为“洗墨池”。
宋仁宗将四月四日定为“乾元节”，举行庆祝活动，对近臣施恩。当时担任中书舍人（正五品上）的苏绅，想利用这一机会，推荐自己的儿子苏颂荫恩得官。苏颂却不从父命，“愿励志科举，不从门荫”，发奋攻读，靠自己的本领入仕。
宋仁宗皇祐五年（1053），苏颂调京师，任馆阁校勘，编校古籍，更在业余时间默念、抄写秘籍经典。苏颂长孙苏象先撰写的《魏公谭训》卷三记载：“祖父在馆阁九年，家贫俸薄，不暇募佣书传写秘阁书籍。每日记二千言，归即书于方册。家中藏书数万卷，秘阁所传者居多。”苏颂在书中说自己“笔枯手成胝，眠稀目生晕；常患涉猎疏，肯效揣摩困。”因此，学识渊博多才多艺的他被称为“中世纪最伟大的博物学家”之一。
科学精神
苏颂按照科学规律办事，使他在科技为民、市政建设、天文仪器、本草医药、机械图纸、星图绘制等方面都走在时代的前列。他先后两次任职杭州，第一次是宋熙宁四年（1071)7月任杭州通判（副市长），分管政法事务；第二次是宋元祐四年（1089)任杭州知州。他在杭州的最大政绩是首创自来水，架竹引泉，除供饮用外，还美化环境；同时，他疏浚江河，兴修水利，治理西湖，还于元祐五年（1090）创办了杭州城最早的公立医院“安乐坊”，大大造福于百姓群众。
作为一位科学家、科技工作的组织者和领导者，苏颂严格遵循科学程序，把科学研究和仪器制作视为系统工程。他领导的水运仪象台“攻关小组”,主要人员13位，具有跨行业、跨学科、多功能、多层次的特点。他们通力协作，坚持5年的研究、实验、制作，获得成功，硕果累累。同时，他还为水运仪象台写了一份说明书《新仪象法要》，成为我国古代机械制图的代表作。他和他团队的工作方法，计有优选法、模型法、比较法、分类法、综合法、博采法等等，均符合科学精神，与我们今天所提倡的科学发展观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重才精神
尊重人才，尊重知识是取得科学研究成功的关键。苏颂的选人标准是：“国家取士，行完为先”、“行完学富”，即品德优秀，学识渊博，精通治国、理财、科研之术。苏颂的选人用人方法是：出于公心，举之于众，严格选拔，重在考绩，识别良莠，谨慎超擢。发现人才，就要大胆使用。例如，苏颂在主持研制“水运仪象台”组织“攻关小组”时，发现韩公廉“精通算术，才思巧妙”，发现王允之擅长仪器制造，便把他们从吏部和原武县调入浑天仪象所，量能授任，发挥专长，负责要职。韩公廉以“勾股重差，推影极游”巧妙地把数学运用到天文仪器的研制中，保证了水运仪象台制作成功。这需要慧眼识人，更要大公无私。
苏颂在选拔能人之后，又能身先士卒，团结同仁，优化组合，搭建“人梯”，攻坚克难。他自己“心推至公，性有大度”，既博采众长，深入研究前人的经验，又勇于“与时俱进，推陈出新”，别人对他“知无不为，死而后已”。他也以这些标准来要求自己。所以，历时六朝（真宗、仁宗、英宗、神宗、哲宗、徽宗），大节无亏。
正直精神
苏颂以知识和智慧立身处一世，从不阿谀奉承、结党营私。他虽然忠君爱民，但绝不“惟君命是从”，始终考虑国家的长治久安和老百姓的疾苦与承受能力。他敢于发表不同意见，甚至违抗圣意，为民请命。例如，他写了《奏乞今后不许特创寺院》奏章，建议皇帝下令各地不得以各种名目乱建寺院，侵害民田，并提出具体处理办法。宋仁宗死后，宋神宗为老皇帝修陵，向各地大量征收修墓物资，侵扰百姓，苏颂站出来劝说。宋神宗要任命李定为监察御史里行，作为知制诰的苏颂认为不妥，五次抗旨，拒绝起草任命书，被神宗免去职务。但他决不后悔，具有“临大节而不可夺”的品质。有人引诱、强迫他虚构事实，诬告他人，他说：“使某诬人，死不可为！
清廉精神
苏颂终生为官，贵为尚书、宰相，但始终两袖清风，一身正气。元祐七年（1092），苏颂任宰相，在这之前，他已多次上书请求退休。第二年（1093），哲宗赵煦18岁，亲自主持国家大事。苏颂在一年内9次上书要求退休：3月，以老病为由三次上书请求不当宰相，并索性请假不朝，皇帝只好批准，但特留京任观文殿大学士和集禧观使；7月，苏颂又三次上书请求不当观文殿大学士、集禧观使，离开京城，退居田园，彻底告别广场，皇帝不得已让他到扬州任知州；11月，苏颂又三次上书请求不当扬州知州，皇帝任他知河南府。绍圣二年（1095），他又三次上书请求完全退休。哲宗被其真诚所感动，才允许他彻底退休。一生十几次上书乞求退休归隐，恐怕创下了“吉尼斯记录”。
退休后建房，苏颂只能买山麓窄地，才建起“勿谓衡茅陋，门墙亦仅全”的“蜗居”。可是，他对自己的简陋住宅，满怀喜悦与豪情，写诗歌唱。同时，他对子孙要求都很严格，生活也十分俭朴。
所以，朱熹到同安任主簿时，特别推崇苏颂，为他建祠纪念，评价道：“赵郡苏公，道德博闻，号称贤相，立朝一节，始终不亏。”
哲学思想
苏颂认为世界是物质的，无神的。苏象先回忆祖父时说：“祖父平生不信命术”。早在他年轻写下《历者天地之大纪赋》时，就认为天地之运是可知的而非神运的。他认为通过对节气物候的观察及对星月的运算，进行参稽变通，积以岁月，是可以取得测算与制历成功的。正是由于他致力于天文观测和历法编制，才能有这样先进的思想。他又主张天文观测和编制历法应为农业生产服务，在论述中充分地表达了他认为天地是物质的运动的可知思想。
为了反对有神论和封建迷信给百姓造成的祸患，他说：“世俗妄人乃称海上龙宫之事，以附致为据，诚不足信也“。他又请求皇帝禁止建筑寺观宙宇：“窃见天下寺院观计38900余所，……臣欲乞朝廷明立条约，今后不许特创寺院宫观“。苏颂虽然也研究释道，并应人之请写过丧葬、乞雨、乞晴的祭文，但这并不影响他思想中无神论本质和唯物主义战斗精神。
法律思想
由于宋代法律繁苛，时而重出，苏颂提出了简化条文，使民易知的立法主张，他说：“夫圣王之法，欲其简约而明白，使人易避，而难犯，然后垂之久远，为不刊之典，如唐之《十二律》，本朝之《刑统》是也，虽历数百年，其间敕条之更改者多矣，而二书独不废者，以其得简明之意故也。”他既要求简明又要求稳定，不能更改无常，他说：“以此无知之民，至有轻犯于法，舞文之使，得以高下其手，萁弊盖在乎更改不常耳“。
苏颂自幼受传统的儒家教育，他将儒家“德治仁政”等思想运用于制法，提出了省刑减杀、劝教为先的主张。他对法官的人选和编修法律汇编时也说明了他省刑减杀，宽仁哀矜的目的。苏颂认为推行法制，应以教化为先，他明确指出：“古之治民，劝导教率，无所不至，故孝第力田有优异之科，三老廉吏有表率之交，由是农民众而土田辟，风俗厚而狱讼稀。”“使有谕教化于下，相率而归于善道。如此则庶平之吏，思尽所长，礼义之风，庶几可致。”
医学思想
在一部《本草图经》中，苏颂引述了古代经史子集，小说笔记，地方志书以及其他医药及目然科学著作在二百种左右。应该指出，宋代虽已发明了活字印刷术，但当时这种技术才刚刚问世，在民间仍难于普及，能见到的书还是很有限的，即便是在官府里，情况也相差不多，苏颂利用他在朝庭中的便利条件，广泛阅读参考各种文献。他十分忠实于引书的原文，每条引录的文献，都注明出处，便于用者查考，而不是贪天之功，据为己有。这一优良传统完全被其后代的承继人所模仿，其中尤以《本草纲目》为最明显，并且发展成为后世本草学的一种优良传统。苏颂这种实事求是的医学思想是十分可贵的。苏颂深愧“学不该通”，因而抱定不耻下问的谦虚态度，广泛向各种具有实践经验的人物请教，以补充只温习文献、从书本到书本的不足。对于他个人无法亲自实践的一些药物，他就垂询于那些有实践经验的劳动人民，包括海人、村民、土人等等，从他们那里汲取各种各样的实践知识，以充实其著作内容。
文学思想
苏颂所持文学观念与欧阳修等北宋主流文学家接近，也象欧、梅那样，对唐末五代的靡弱
文风深为不满，出于这种文学观念，他对王禹偁指斥浮靡、振起文风的文学功绩做了高度评价，说他的诗文根源于六经，兼采百家，斥去浮伪，绝去陈言，其所述作，归于大雅。
和他的同时代人李昉、徐铉等一样，王禹偁的诗歌走的也是中唐元稹、白居易、刘禹锡一路，取法的是这些诗家写实讽谕、平易晓畅的诗歌风格。如果说，李白是“生低首谢宣城”，那么，苏颂则是“一生低首王黄州”，主张为诗通俗，遣词精到。
出于同样的文学观念，他在《吕舍人文集序》中，对真、仁宗朝一来宋朝网罗人才、讲习礼乐、振兴诗道、古学渐兴的大好局面表示由衷的欣喜与赞美，继续大力提倡这种平易近淳古的新文风，反对奇奇怪怪、标新立异。
政治思想
避远权宠，不立党援。宋神宗登位次年推行新法，苏颂对与国计民生关系较大的“青苗法”、“免役法”等不作赞成或反对的表示。苏颂对新党没有趋附之意，最明显的就是干安石越级擢升李定时，苏颂认为不适当，他不怕丢官，坚决不草制诰，使李定升擢御史之命为之中寝。宋哲宗元祐年间旧党执政，苏颂也不依附。所以到哲宗绍圣元年，新党章惇为相，旧党被排殆尽时，苏顺没被逐。除了得哲宗的特别赏识外，平日不结党援也是一个重要原因。
平等外交，弭兵息民。苏颂受命为“寿圣节”接送伴使时，“驿舍夜火，左右请与虏使出避。川兵叩门欲入救，颂闭门不纳，徐使防卒扑灭之。郡入汹汹以为虏反，州兵亦欲因缘生事”。由于苏颂洞察情况处置得当，回来后受到新即位的神宗称赞。苏颂为右丞时，尝权枢密院，边帅遣种朴入奏阿里骨已死的小道消息欲拥赵纯忠去其国家当首领，只有苏颂不认可，认为跨越国境情形难料，且有损威信。由于苏颂的谨慎和执行平等外交政策，不干涉他国内政，深戒疆臣邀功生事，因而避免了一场战争。